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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策类型

    西蒙认为，决策可以分为规范性决策和非规范性决策两类（国内的书籍往往称为程序性决策和非程序性决策，这种称呼，容易同西蒙提出的决策过程四步程序相混淆）。所谓规范性决策，就是那些带有常规性、反复性的例行决策，这种决策可以制定出一套例行程序来处理，如为普通顾客的订货单标价，办公用品的订购，生病职工的工资安排等等。所谓非规范性决策，则是指那些过去未曾发生过，一次性的决策。这种决策往往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和较大的成本，如开办一个新公司，研制某种新产品，确定某种新战略等等。但是这两类决策很难绝对区分清楚。如果某一决策从来没有出现过，当它首次出现时肯定属于非规范性决策，但当随后多次重复出现，它就变成了规范性决策。西蒙在早期研究中，重点在于非规范性决策，随着后来的研究扩展，他对规范性决策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在西蒙的后期著作中，他特意区分了“刻意理性”和“习惯理性”，非规范性决策要求刻意理性，而规范性决策体现习惯理性。对于决策来说，习惯理性的形成至关重要。“因为习惯和常规不仅能有效地达到目的，而且还可以节省稀有和昂贵的决策时间和注意力。”所以，组织的活动在很大比例上是按常规进行的，常规本身就是一种“一劳永逸”式的决策。从决策成本的角度看，规范性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同时，当决策行为变成常规以后，管理者又必须用刻意理性来拷问常规，对常规产生质疑，进行审查和周期性修正。这种拷问和修正，又是以非程序性决策来完善规范的过程，即决策（常规性）中的决策（非常规性）融合的过程。西蒙的这一理论，跳出了规范性决策和非规范性决策孰轻孰重的争论，克服了非此即彼的偏向。它的贡献，实际上是对决策研究范式的完善和补充。

    回观和前瞻

    在西蒙以前，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命题是完全理性与最优化原则。西蒙的决策理论，纠正了此前理性选择设计的完美性偏差，从而拉近了理性选择预设条件与现实生活理性局限之间的距离。瑞典皇家科学院也认为：西蒙对组织内决策的观察和研究，看起来似乎比不上古典利润最大化理论那么优美，但是却提供了对某些管理领域的理解和预测更可行的方法。也就是说，西蒙不是追求理论的更加漂亮，而是追求理论的更加适用。

    然而，西蒙只是作为一位管理学者看待决策的有限理性，没有过多考虑政治因素在决策尤其是公共决策中的重要程度。或者说，西蒙没有对决策进行“公”与“私”的区分，他追求的是决策的通用模式而不是特殊模式。因而，西蒙对非理性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非理性不同于有限理性，但却是影响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公共决策或政治决策中，非理性的作用更加明显。从法国大革命的广场狂热，到中国文革的红色海洋，我们处处可以看到非理性在现实中的巨大力量。对此，公共行政学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林德布鲁姆则进一步指出，政策制定不是取得可用理性标准来判断的解决方案，而是达成某种和解、调停和协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渐进决策理论。这样，决策理论的研究，就有可能把非理性因素纳入视野。或许，政治学、文化学甚至哲学等领域中的非理性研究，尤其是尼采和叔本华式的意志论，有可能对西蒙式的理性模式形成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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