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热播的历史题材电视剧《汉武大帝》引起了一阵对汉武帝刘彻的研究和评论热潮，这部大戏已经落幕，因该剧而起的种种议论也渐渐消散。《汉武大帝》生动地刻画西汉王朝在刘彻时代的显赫武功。面对长期扰边害民，动辄以武力胁迫汉朝和亲纳贡的匈奴部落，汉武帝用“先发制人”的铁腕策略和战争手段予以彻底打击，以图一劳永逸地歼灭这股贻害无穷的外乱势力。结果恰似刘彻其名。

    在刘彻身后2000多年，人类历史上空前强大的超级帝国美国，在第43任总统乔治。沃克。布什的领导下，正在进行着一场旷日持久、旨在反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战争。

    值得回味的是，汉武帝刘彻针对外患匈奴的战略，与布什对付恐怖主义的手法，有着诸多神似之处。概言之，2000多年前刘彻在抗击匈奴问题上所秉承的“先发制人”思想，与今天布什政府以反恐为名而奉若圭臬的“单边主义”国际战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其最终效果与历史影响并不相同。刘彻反击匈奴的功业已有公论，而布什政府反恐行动的最终成败，如今尚在未定之天。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强势的对外政策和国家战略并非仅仅取决于主政者的个人喜怒与好恶，还与西汉、美国自身非常强大的综合国力息息相关的。

    1957年6月17日，毛泽东对刘彻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汉高祖）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已诏，不失为鼎盛之世。”毛泽东的这句话，不失为汉武帝在“盖棺论定”2000多年后又一种历史评价，在指出汉武帝功过参半的同时，也承认这位君王主政时期“不失为鼎盛之世”。这一番断语，非常符合中国的传统史评。

    同样用这句话来评价布什及在其领导下大力反恐的美国，恐怕也会让人有“入木三分”之感。简而言之，汉武帝与布什皆有“黩武奢侈之弊”，但是二者统领下的西汉王朝即古代中国与今日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强国美国，均“不失为鼎盛之世”。

    或许，这就是对各自所处社会时代大不相同，政治境遇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生平事功也大致相当的汉武帝与小布什，进行一次跨越时空的全面比较的历史蕴涵与现实意义所在。尽管二者的个人特质和所处时代有着天壤之别。

    刘彻“安内攘外”与布什“以暴易暴”

    西汉初期是中国历史上外患最为严重的时期（至少是其中之一），汉武帝刘彻多次发起反击外来攻击的战争，最后取得了胜利。美国则是当今世界经历战争最为频密、战争体验最为丰富的国家，近15年来先后发动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规模空前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

    作为跨越2000多年历史的两个空前强大的超级帝国掌门人，刘彻与布什一手主导、筹划的古今两场自卫反击战争——反击匈奴之战与反击恐怖主义之战，不仅深刻地改变了各自所处的世界面貌与其生活的时代风貌，也在深远地影响着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和发展命运。

    鹰派压倒鸽派

    刘彻与布什在发动战争的初期，都遇到这样一个难题：如何争取“内阁团队”的积极响应与全民支持。问题的关键不是打不打，而是怎样打何时打的问题。就刘彻与布什而言，一个遭受匈奴长期入侵骚扰、威逼和亲、勒索财物之苦，一个突遭“9.11”恐怖袭击，主观上都希望早日雪耻。但是，刘彻的决策集团与布什的内阁团队，均形成了“急进”与“缓行”的两派势力，亦即所谓的“鹰派”和“鸽派”。

    对刘彻来说，最高决策权始终抓在自己手里，但他追求的是一劳永逸。同时，刘彻也深知自身与对手的优势和劣势，因此他保持了足够的耐心，等待最佳时机的到来，直到登基八年之后才决计讨伐匈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刘彻的大臣之中，有一位老成持重、文武兼备的韩安国，他因参加过平定“七国之乱”的战争，深知战争对于社会稳定与百姓的危害，所以极力主张对待匈奴应当以“徐图”为上策。韩安国与上届布什政府中的“鸽派”代表人物、国务卿鲍威尔神似，鲍威尔也一直规劝布什谨慎行事。战争打响之后，二人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失宠。

    如果刘彻与布什能够大胆任用韩安国与鲍威尔的话，可能将是另外一种气象：韩安国未必不是反击匈奴的利器，为战争付出的代价可能会降低；而布什的反恐大业，也许不致招来如此之多的非议。

    相比之下，刘彻与布什起用“鹰派”亲信似乎更为得心应手。刚柔并济、能屈能伸的西汉军事统帅卫青，恰如已经从幕后走到前台的国务卿赖斯，二人每每在重大决策时刻均能得到充分授权；而天马行空的悍将霍去病，则几乎与布什绝对信任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如出一辙，都得到了最高领导人不遗余力的支持。有人在刘彻面前告霍去病“屡违军令不听指挥”，刘彻以一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轻巧带过。拉姆斯菲尔德统领的军队给布什惹了虐俘等“祸事”，如果不是布什一意袒护，恐怕拉氏早已去职。

    飘忽不定的对手

    匈奴是一个游牧性、机动性和灵活性都很强的民族，军事上素以“马上得之，马上治之”而著称，军队主要由骑兵力量组成，来去无踪。所以汉朝军队早先采取的守株待兔和正面决战方式，根本不能撼动匈奴。

    刘彻决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打造了一支强大的骑兵军团，用主动出击、先发制人的思路对付匈奴。公元前133年（元光二年），24岁、登基八年的刘彻开始向匈奴人说“不”，他亲自组织谋划，伏兵30万于马邑外围，诱使匈奴首领军臣单于率10万铁骑进入埋伏圈。可惜计划泄露，活捉单于的“斩首行动”流产。

    公元前129年（元光六年），时年28岁的刘彻派遣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四路军队分击匈奴，并在其后的第三年到第六年相继取得了河南（指河套平原及其以南地区）、漠南之战的胜利，设置朔方、五原两郡，并筑朔方城，移内地民众10多万在朔方屯田戍边。这也是刘彻对匈奴作战的首次大捷。就在刘彻想加大征讨力度时，国内形势的变化迫使他不得不暂时搁置用兵计划，腾出手来对付来自内部的挑战。

    在淮南王刘安与衡山王刘赐的谋反被平息之后，再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刘彻挥师漠北的决心。后来刘彻分别进行了两次重大的战略反击，即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并且都赢得了最终的决定性胜利。匈奴失去水草丰盛、气候温和的河南、阴山和河西两大基地，远徙漠北苦寒之地，开始走向衰落。

    现代国际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囿于边界、种族、形式，同样给人一种捉摸不定、无从防范的印象，所以恐怖主义与国际反恐活动之间的对抗，亦被称为“不对称战争”。至少从现在看来，美国还无法找到一个理想的反恐方法与打击模式，充其量还只是处于一个战略防御阶段，它对恐怖分子的主动出击往往给人以“大炮打蚊子”、一筹莫展的感觉，基本上无从下手。

    谋定后动 异曲同工

    汉武帝刘彻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虽然早就受匈奴滋扰之苦，但他没有在登基之初就对匈奴发起返攻，而是休养生息，直到8年以后国家的实力足以支持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才对匈奴动手。

    在积极备战的同时，刘彻没有忽略文治，他尊儒崇法广揽贤士。为最大可能地寻求外援夹击匈奴，刘彻在登基后的第三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虽然寻找军事同盟的愿望最后落空，但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开启了中国与中亚、西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和经贸往来，历经千百年而不衰。

    与刘彻相比，布什并不存在“安内攘外”的困扰，在发动战争的问题上，国会和舆论给了他大力的支持。但在“谋定而后动”的战争方略与具体进程上，布什的反恐与刘彻的反击匈奴，仍然有着一定的异曲同工之妙。布什在决定开战之初，先列出了一个包括伊朗、伊拉克、朝鲜等国家在内的所谓“邪恶轴心”，为将要发动的一系列战争大造国际舆论。

    虽然国际社会对美国单方面炮制的“邪恶轴心”说不以为然，但是在攻打阿富汗基地组织的问题上，布什得到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充分同情与支持。然而，伊拉克战争却无法得到全世界的认同和肯定，也使美军深陷泥潭。

    美国在反恐战争之所以陷入被动，夹带了太多的非反恐因素，意图在伊斯兰世界与阿拉伯地区强行推销其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导致传统盟友若即若离，使美国在反恐之路上日益孤单，几乎成为“孤家寡人”。

    “英雄造时世”与“时世造英雄”

    古人云，夫非常之世必出非常之时，非常之时必待非常之人，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非常之事必造非常之世。抗击匈奴与反恐战争，皆可视为“非常之功”，那么刘彻与布什则都不失为“非常之人”。

    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总统的执行功能大于决策功能；而汉武帝刘彻则集决策者和执行者于一身。当时刘彻所面临的内忧外患等难题，可以说远远超过当今的布什。刘彻是在经过天灾人祸、诸侯叛乱、王室倾轧等等突如其来的变故，并大力施行诸多安内措施之后，才腾出手来全力以赴地攘外。相反，支持布什发动战争的国会不但由共和党占多数的，而且民主党也在恐怖袭击的震撼下转而支持总统。

    在刘彻与布什这两位“战争强人”之间，还有一个根本的区别：汉武帝刘彻主动出击，使得原本一味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西汉王朝面貌一新，并造就了一段长治久安时期，可以视为“英雄造时世”；而原本颇具牛仔作风、在上任后找不到方向的布什，则因“9.11”而一跃成为“战时总统”，毕竟是“时世造英雄”。

    刘彻对西汉的诸多创造性举措比布什之于今日美国的个人作用又明显超出许多，两人在各自国家的历史地位，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来的政治传统与“独尊儒家”的政治思想，都是从汉武帝时期得以创建肇始；而在成熟的宪政框架下，美国总统仅扮演守成者的角色，而且布什发动的战争和他的单边主义做派还有可能在他离任后作为包袱留给后来者。

    刘彻与布什之区别，固然有历史背景和时代因素在内，但是同时与二者的个人特质不无关联：刘彻坚韧不拔而融会贯通，布什固执颟顸而无所顾忌。

    刘彻：儒道法“三位一体”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精神，表面上看似乎是儒家思想的“独大”，实际上则为儒道法的杂糅。儒家的王道，道家的无为，法家的循名责实与信赏必罚，是中国2000多年来政治中“三位一体”的基本构成要素。

    上至秦皇汉武，下至缔造晚清中兴的湘军领袖曾国藩、胡林翼、江忠源等，诸多著名的中国政治家，大都兼受三种学说的影响。汉武帝的孙子汉宣帝说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诚如宣帝所言，武帝治国外儒内法，以儒典为文饰，实行法家之道，是史学家公认的看法。

    所谓王道，即董仲舒所说“孔子主立新王之道”（《春秋繁露。玉杯》）。通俗地讲，王道，即国家主义；霸道，指的是法令权术。古人认为，诸子多为私学，而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才是正统的王道。总的看来，刘彻在正式秉政之后的治国之道，最初以酷吏行苛法的铁腕手段，同时不失巧妙地重点打击宗亲显贵，同时杂用王霸之道，改革意识形态及上层建筑，改变了汉初崇尚黄老之学的治国思路。

    作为西汉王朝的第五个皇帝，汉武帝刘彻是崇尚“王道正统”的始作俑者，他对于王亲贵族们不时发生的犯上作乱之举，一概毫不留情地铁腕镇压。在汉武帝之后，凡是来自内部的谋逆、叛乱行径以及来自外面的骚扰活动，均被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视为针对“王道正统”权威与尊严的挑战。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专制的意识形态一旦定型，像刘彻这样的封建最高统治者对不断骚扰边疆的外族匈奴，果敢施行主动追击、先发制人的战争方略，以彰显其天朝威仪、帝国尊严与皇家威权，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既合乎法理也合乎情理。

    在对待匈奴犯边扰民的问题上，刘彻自始至终抱持一种严加追剿、不容妥协的姿态，制定出“除恶务尽”、“穷追猛打”等以期一劳永逸的反击策略，而决非寻求一时一地之偏安。在此基础上，刘彻还吸取了先王汉景帝时期征剿不当、讨伐无力的教训，决心扬长补短“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军团来对付飘忽不定的匈奴部落。汉军深入敌军腹地予以先发制人打击的军事战略从此应运而生，并彻底决定了作战双方未来的根本命运。

    在中国这样一个崇尚以德治国、追求施仁政于民，并以威仪天下为政治理想的古老国度，以煊赫武功而著称的汉武帝刘彻像是一个“异数”。然而，在汉武帝之后，汉朝的文治并没有废弛，社会进步也没有停滞不前。这要得益于刘彻晚年对其一生黩武，不恤民情的反省和自责。

    刘彻在《轮台罪己诏》中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悻，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宋代学者朱熹在评论汉武帝时说：“武帝天资高，志向大，足以有为。末年海内虚耗，去秦始皇无几。轮台之悔，亦是天资高，方能如此。尝因人言，太子仁孝不能武，答曰正欲其守成，若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可见他当时已自知其罪。”

    朱熹以他的知人之明与论人之智，以寥寥数语对刘彻的生平功过进行了精辟的总结。毛泽东对汉武帝的评价，又何尝不是这样一种二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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