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司意味着更复杂的产品、技术、物流和市场品牌运作，这需要有很好的管理体系来控制，公司本身也必须是一个学习型组织。不仅仅是高层，公司的中层员工都能够很好地学习新知识以适应变化。在经常面对技术革新、市场结构变化的大公司里，技术和能力变革往往集中在人数众多的中层。这在样样事情都需要老板拍板的华人企业里很难实现，所以很难看到中国企业有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被认知的品牌。

    决策的非个人化，这一点是家族企业生存的必需，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培养这样一个系统

    记者：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难到文化不改变，华人企业就没有希望了？

    Gordon Redding：首先当然是管理职业化。因为华人企业自身的文化局限性，加上海外华人信任圈子更小，这类例子并不是很多，但在西方，这却是很典型的家族企业解决方案。上个月我在法国参加一个论坛，与会的管理者都在交流企业该如何成长，如何解决成长中遇到的问题。快结束时，一位先生站起来说，他们企业在同一个家族手里生存了300年以上，但他们从来不做与会管理者讨论的任何一件事情，而是在家族成员中选择高质量的领袖，如果没有，管理团队和董事会中还有大量的候选人。最终，他们基于候选人的业绩来决定谁是最终管理者，整个决策过程被非常好的‘非个人化’了。也许若干年后家族成员又回到了管理者的职位，而决定他们岗位的是业绩表现。决策的非个人化，这一点是家族企业生存的必须，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培养这样一个系统。

    中国企业要做到这一点确实很难。不仅公司需要一个有效的系统，更要命的是有经验的管理者往往要面对一个很致命的诱惑，就是脱离企业自己做老板。在中国社会体系里，国家为人民提供社会秩序、法律、和平和道德准则，但最终所有的这些都会落实到每一个家庭。家庭才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位，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财富和道德规范，是家庭赋予每个成员安全感和信任感，家长则对所有成员的安全负有责任。

    文化大革命曾试图改变这种模式，但家庭观念是如此之强，它实际上已经溶入了中国人的血液，无法改变。反映到具体的经济活动上，就是所有人都认为只有家庭能给自己提供安全感，因而始终无法真正信任自己所服务的企业，就像他们的老板不能够完全信任他们一样。身为一家之主，他们又必须给自己的家庭成员提供安全感，所以，一旦有机会，他们就自己创业，把更多的资源抓在手里，以获取更多的安全感。

    西方社会最基本的社会构成单位是个人，个人对家庭没有这样的义务感，只对自己有义务。另一方面，长期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让大家对政府和社会非常信任，有可以预见未来的工作和安全感，这就是全部了。而且，在西方社会做一个专业人士比做企业家更有可能成功、富裕，职业经理人就更没有自己创业的理由了。

    不过，在当今中国内地，企业家们引进专业管理团队的机会远比海外华人要大，也倾向于多花些成本，甚至不惜用部分股权去留住那些优秀的经理人。这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使每个家庭都变小了，有时很难在家庭内部选择继承人。而那些职业经理人，在现成股权和冒风险艰难创业两者之间，也会有更理智选择，更何况他们的家庭财政压力也不如早年那么严重。计划生育政策倒是有可能改变中国企业的某种宿命。

    记者：那第二个可能改变中国企业这种局限性的方案是什么呢？

    Gordon Redding：就是社会信息的透明化。有人开玩笑说，在去北京的火车上，你能碰到数十万的老板，他们准备去会见潜在的生意伙伴。这样是否效率太低、成本太高了？信息不透明，只能与认识的人做生意，企业能够发展的余地就小了，做生意的能力也被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企业发展自然受到限制。反之，不必过分依赖核心人物的决策和私人关系，企业就容易长大。现如今互联网可以在信息的广度上给出部分的答案，但在透明度和可信度上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如果中国企业能够在信息披露制度和透明度上有所突破，却并不一定非要做大。欧美企业当年花费了大量心血去构建庞杂的机构，以建立良好的信任体系，结果是外部交易成本很低，通过公开市场和银行等金融体系就能够获得足够的信息，但企业却过于庞大，对市场反应速度慢、决策效率低，就有所谓的大企业病。对中国的家族企业来说，做长做久会是更可行的选择，而不是做大。百年老店和庞大的企业帝国是有现实冲突的。

    记者：经常有学者讨论，中国企业缺乏某种信仰，信仰真的能够拯救中国企业吗？

    Gordon Redding：我所接触的企业家中，有1/3是基督教徒，但他们首先是中国人，传统的儒家文明似乎深植于每个人内心。我所认识的最好的中国企业家并不是教徒，而是心胸特别宽广、能够接受并信任很多新生事物的李嘉诚。他收购很多企业，完整地保留了被收购公司的组织结构和经理人，李嘉诚信任这些经理人，他们也信任李嘉诚，这种信任关系有的甚至保持了25年之久。这种信任不是朋友式的，而是基于业绩的相互信任和尊重。对中国企业家来说，如果能够以业绩为基础去信任别人，他们能够做到最好。凑巧的是，这些经理人全部都是西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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