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水浒传》最主要的是通过一批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呈现了儒家的“忠义”观念如何影响民间的社会功能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状况。《闲看水浒》（十年砍柴著，同心出版社）中，十年砍柴先生为我们拔去了“替天行道”这面温情脉脉的大旗，剥落了“忠义”这一富丽堂皇的华袍，赤裸裸的暴露出梁山社会的规则真相——丛林法则。

　　在《梁山的‘山头’》中，作者写道：“梁山人马的基本架构是‘一大’加‘四小’。‘一大’是原来的梁山人马，‘四小’指的是青州的二龙山、桃花山、白虎山和华阴的少华山，这好比是一个大集团公司的核心层企业和其他松散的子公司的关系。”在《水浒传》中，梁山的“替天行道”，其实还是强者说了算，也就是谁拉的部下多谁说了算。宋江上梁山之前，就已经靠钱积累了江湖名气，而且把自己的大批嫡系带上了梁山，而十年砍柴先生还注意到，杜迁、宋万、白胜这些“小人物”，虽然为梁山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最终的结局却无一例外都是“替人做嫁衣”。在《闲说水浒》中，“忠义”被还原为赤裸裸的丛林法则支配下的暴力之争。在一个老大说了算的团体中，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忠义”的，一切“忠义”要不是强者的“忠义”，就是暴力的掩饰。儒家思想就是这样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受到异化，并且成为胶合社会关系的无形纽带。

　　《闲看水浒》用现代的眼光揭示出了“英雄”背后的性格真相。在《水浒传》中，大宋王朝是一个腐朽的王朝。没有人是干净的，没有人是安全的。小吏宋江一面领着朝廷的俸禄，一面大把大把的向江湖人物抛银子，赢得了一个“及时雨”的美名；戴宗对囚犯可以随意辱骂、拳脚交加，但是一听宋江这个老大立刻便要下跪；李逵、王英等人身上无不体现了匪性、奴性的结合。总之这些“英雄”，干的多是杀人放火，而且在传统中国人的心目中，仿佛杀人越多就越英雄，当看到李逵在劫法场上两把大斧对着无辜百姓一排一排的劈去的时候，当看着武松在鸳鸯楼一口气连无辜奴婢也全部杀掉的时候，绝大多数的读者心中燃起的是痛快的火焰，而不是对那种野蛮的反人道行径的谴责。有人称此为“暴力美学”，指出这是把暴力当做美来歌颂，诚然如此。

　　“忠义”情结在今天人们的心灵中仍然投下不少影子，从我们对这些通俗小说思想的咏叹，从电视电影中各种皇帝戏、清官戏的极盛，都证明着今天的人们，在内心隐匿的深处，仍然承认那种扭曲的价值，我们的英雄观、审美观，也打上了游民思想的烙印，“三国气”和“水浒气”并没有在我们心中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