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力越强越安全的“常识”也许是一种错觉。

    有一道名为“三角决斗”的应用题:A、B、C 三人持枪决斗，分别站在相互等距的三个点上。他们都知道各自的射击准确率:A为100%，B为80%，C为50%。决斗的规则是:通过抓阄确定射击顺序，每人每次只能发射一枪，目标自选(人或天空)；射击按以上顺序连续进行，直到有两人被击毙。假设三个人都能明确目标，并且被击中者会立即死亡，没有人会被流弹击中，那么，谁的存活概率最大，谁的最小?

    寻找该题的答案，首先要确定三人各自的策略，套用博弈论的术语叫作策略“均衡”。A和B显然会认为对方是首先要消灭的对手，在把首要对手击毙之前，谁都不会射击C。如果C率先将任何一人打死，都意味着他将面对一个比他强大的对手，而且对方拥有先射的优势。因此，C的最佳策略是朝天开枪，直到有一人被击毙，而此时又肯定正好轮到他射击。因此，答案是:C的存活概率为47/90，A为27/90，B为16/90。

    这是一道典型的多主体认知逻辑的应用题。命中率最差的C的存活概率最大，实力居中的B的存活概率最小，其关键在于决斗者相互间的认知结构。理性主导下的行为服从于主体对目标和手段的认知，因而在由不同主体使用不同战略构成的斗争中，力量的最终效果会被多主体的认知结构所扭曲。在这种扭曲作用下，“实力越强越安全”的常识往往是错觉。该应用题提供的首要教益是:对力量的评估应当放在所处的结构中进行。

    A与B之间陷入无法自拔的安全两难与绝对战争中。在经典现实主义看来，战争的重要起源就是他们之间为权势和安全而不得不进行的争斗，其中最经典的表述当数修昔底德在两千多年前的名言:“雅典权势的增长在斯巴达引起的疑惧。”

    而在AB双方形同鹊蚌之势的时候，C却坐收渔翁之利。C的特点在于：有起码的力量而成为独立的玩家，但与任何一方相比，在第三方眼里显得较无害。这不由让人想起英国战略思想家利德尔·哈特引用过的名言:既然像羊一样被投入狼群，就需要像蛇一样聪明，并像鸽子一样无害。无害这一点比聪明更要紧。所谓聪明，至多是掌握完整信息并具备充分理性，但在性命攸关的事情上，谁不是绞尽脑汁，谁不是算无遗策?而微妙的命运恰恰是踩着每个人的理性悄然而至的。换言之，在许多时候，理性的功效被斗争的多主体性所抵消。而“较无害”这种特征却恰恰相反，它是在不同主体之间的比较中实现的。所以，C的最大聪明正是用恰当的表现方式和利用这种“较无害”。与C相反，B的悲剧性宿命在于:他在强者眼里是较大的威胁，同时实力上却又不够真正强大。

    考察各国政治史，我们就能发现相似的例证。强势领袖为取得长期垄断地位，不断栽培第三或第四号人物，以此打击和取代第二号领导人。而一旦老三或老四成为二号人物，就会变成领袖的新对手，无论是表衷心还是拉山头都没法逃脱早已安排好的命运。真正厉害的角色是那些紧眼领袖、谦和谨慎、自始至终都安于第三或第四位置上的人，往往只有这样的人能够得以善终甚至有所作为。

    除了政坛谋略或办公室政治，三角决斗模型还可以帮助理解更宏大的国家兴衰，比如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大战略的选择与调整。

    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逐步改变了向苏东阵营“一边倒”的战略，同美苏双方都拉开一定距离。在核政策上，首先建设自己的核力量，并宣布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在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的处理上，比如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中央决策层显示出非凡的自制力。所有这些，都让我们联想到三角决斗中C的基本特征。美苏中三角决斗的结果大体符合理论的暗示:苏联解体了，美国保住了老大的地位，但相对而言，中国取得了最快的进步，迅速发展为政治经济大国。换一种说法也许能更明确地显示中国在这种三角关系中的获益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国及其盟国开放(邓小平语)，但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这样的开放难道仅凭自己单方面的观念改变就可以实现吗?

    假如我们对历史的庆幸是有道理的，那么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我们今天反而应当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无论是在全局性的战略结构还是在众多地缘战略关系中，中国的角色将要、几乎或者已经从C变为B。而我们也越来越难以让人相信，我们仅仅并且永远是只鸽子。和平崛起的构想无疑体现了事在人为的创新精神，但很难避免让某些人界定为“伪命题”和“政治宣传”，因为毕竟历史上尚未有大国和平崛起的先例。

    要想在实力足够强大之前避免B的命运，可能只有一条路可走:让别人代替我们成为B。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坚持了整整一代人的“韬光养晦”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一种更坚韧、更积极的方式继续坚持下去，意味着必须拒绝“扬眉吐气”的历史性诱惑，在某些关乎民族悲情的事情上继续忍耐和等待。不仅如此，它还意味着领导核心将长期生活在某些道德和舆论压力下。为了一种结构性的大战略利益，某些必要的实际成本和道义代价都是应当承担的。长远的历史眼光和宏大的战略眼界可以帮助我们在世事变迁中保持冷静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