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史学家夏曾佑先生说：“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故史学者，人所不可无之学也。”

    2004新学年开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历史学系联袂推出了“从历史看管理”工商管理学硕士课程，旨在打开中华五千年“智慧之书”，与中国商务人士共同探讨“知来”的艺术。“从历史看管理”25天浓缩中国五千年管理精华，开“历史－管理学”系统研究之先河。

    小企业做事，中等企业做人，大型企业做文化、做哲学。企业由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管理上也开始“由实及虚”，这已经成为相关学者和企业家的共识。

    北大光华高层管理者培训与发展中心副主任吕峰认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应该是知识、见识加胆识的合体。现代企业制度健全人才济济，培养思考问题时的历史厚重感，增加企业持续发展所需的人文素养，才是一个企业家最迫切要做的事情。梳理绵延万里的商业血脉，调动数以亿计的商业资本，并不是用精打细算的小聪明就能做好的，需要的是执掌天下、气吞万里的大气概。

    中国最早的企业家们在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变革中，依靠自己的胆识和见识积累了第一桶金。随着日渐紧迫的全球化进程，他们产生了企业规模化、现代化、国际化的紧迫要求，迫切需要汲取更广泛的知识。一批中外成功企业家、商界思想家的企管方法和商业精神，在这个时段拓展了中国商界的思维模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完全西化的管理模式并不能解决中国企业发展的特殊问题。国有企业吃洋药致死的现象比比皆是。麦肯锡有“南橘北枳”之叹，联通、实达、乐百氏、王府井百货、康佳等选择的“麦肯锡路线”也并不成功，学GE受困的企业也不在少数。今年，韦尔奇在北京与中国CEO对话时就耸着肩对TCL老总说：TCL的问题我解决不了。

    西式管理的水土不服，促使中国的企业家们在寻找外援的同时不忘内省，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精华中去领悟经营管理之道。

    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认为：管理的难点在于“任人惟贤”与“论功行赏”的矛盾怎么解决。一个企业，如果要让每一个过去做出贡献的人都得到应有的报答，很可能与我们在某一个岗位上用最合适的人发生矛盾。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陈永贵是一个非常好的农民，当年论功行赏提拔他当了国务院副总理，这个位置对他是力不从心的。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乒乓球打得好就可以当体委的副主任，歌唱得好就可以当文化部副部长，这两者间的素质要求天差地别。越往高层，管理者的素质和一个专业性人员越不一样。但是，我们过去不注意这个问题。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制度安排，实际上跟我们今天面对的矛盾是一样的。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明历史与管理之间有很多东西是相通的。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之所以能够维持下来，就是它有一套非常了不起的制度，还有它的文化，这些恰恰也是每一个企业今天要考虑的问题。一个企业由小到大，第一步要规范、要制度化；第二，一定要有很好的企业文化。文化是核心竞争力，如果没有儒家文化，中国历史不会这么长，中国也不会变成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一个企业要做得优秀，就是要使企业文化变成竞争力，这非常非常重要。随着企业越来越大，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越是高层领导者，非职能性的东西变得越来越重要。

    吕峰说：TCL的李东生、联想的柳传志一手学韦尔奇，一手学曾国藩；海尔的张瑞敏和恩威的薛永新以“道”、“无为”思想指导企业的管理；长虹的倪润峰先学“三国”，后学“红楼梦”，认为“荣、宁二府的管理有问题，长虹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虽然倪润峰最终未能力挽狂澜，但从历史中学习管理的精华，已经成为当代企业管理者的自觉行为。

    商务部公布数据显示，中国海外投资企业达7000多家，其中51％集中在亚洲，仅港澳地区就有2000多家。这一地区恰恰是中华文化影响最大，儒道墨法等各种文化流派盛行的区域。韩国的一些大学保留了“祭孔”的传统，汉语在新加坡等国是官方语言之一。不具备刻有中华传统烙印的商业思想，又何谈融入当地的商人圈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