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000万到1元，再从1元到和解，“富士康诉第一财经记者案”终于像一场大玩笑一样渐渐淡出了天天忙碌的人们的视野。

　　这一场闹剧闹得最凶的波峰时段，是2006年的8月底和9月初，那时候我正在外地出差，由于忙于各种事务，所以，尽管一直在对本案保持密切关注，却并没有太多时间去做任何评论。现在终于回京有了空闲了，这个大玩笑却结束了。但正是因为事件结束了，所以大家才都不会像刚开始和高潮时段一样那么不冷静，而应该等大家完全恢复理性之后，彼此都认真做一个冷思考。仔细客观地分析一下整个案件的始末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从3000万到1元，再从1元到和解”的如此强烈反差的戏剧性演变？这样的演变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到底谁是赢家，谁是输家？

　　窃以为，第一财经貌似用自己的舆论高压最终取得了胜利，其实仍是输家。因为在整个闹剧的演变过程中，里面的很多逻辑性都经不起仔细推敲。一个最直白的问题就是：“身正不怕影斜，第一财经作为一个主流财经媒体，如果报道真实，却为什么如此惧怕打官司？反过来，如果富士康确实是像报道中那样压榨员工，但为什么他郭老板敢主动打官司？他不怕国家制裁他吗？”

　　自己报道的文章，发表在自己的报纸上，如果报道是真实的，那么自然可以坦然对簿公堂；如果报道失实，则自然应该受到处罚。这有什么不妥？今天的中国天天在宣贯法制社会，这一点相信第一财经这样的主流媒体应该比企业更加清楚吧。因此，只要富士康选择的是法律手段，而不是黑社会手段，没有恐吓、没有绑架、更没有暗杀，就完全可以从法律上给予支持。这一点还恰恰证明了富士康是一个尊重法律而不是凭一时情绪化胡来的企业。

　　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就是，法律是保护原被告双方利益的，而不仅仅是保护原告。身正不怕影斜，只要两位被告报道无误，有理有据，则完全可以坦然应诉，而根本没有必要先自乱阵脚。并且既然是官司，输赢还不一定，自然就看法律的公正了。而第一财经却是典型的“能打不能挨”，在报道了人家企业的情况之后，对方刚一提出抗议，就马上吓得两腿发软，这说明他们第一是怀疑中国法律的公正性，第二是可能真有报道失实的地方，怕一旦对簿公堂会败诉，所以现在就开始感到心虚。于是，紧接着，第一财经凭借自身的天然媒体舆论优势，号召全国很多媒体集体谴责富士康，我倒感觉这一点着实有点不太地道。现在我们不妨随便看看全国各大类型媒体（报纸、网站），凡是自己还称得上是媒体的，则绝大部分都是支持第一财经而谴责富士康，好像这个节骨眼恰恰成了考验大家“阶级立场”和“阶级阵营”的时候，谁在这个时候不支持第一财经，就好像是背离了广大“媒体人民”，以后就很难在同行中立足。

　　悲夫！如果大多数媒体都有如此一边倒的“阶级立场”的话，还怎么能让我等平民相信媒体的舆论监督公正性？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首先相信法律在我党的管理下是公正的，相信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姑息一个坏人。只要两名被告所写论据确凿，则法院自然会有公断。如果是富士康诬告了两位被告，则法院自然判富士康败诉，不但要赔偿两位被告的名誉损失，还要承担不小的诉讼费用，甚至这个企业也从此身败名裂。相反，如果任何一方在刚开始就先长吁短叹，同时又开始高呼“坚决打击企业强权”，则在其“色厉内荏”的背后无疑表明自己已经先底气不足。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是，案件刚一出来，富士康郭老板的前世今生便马上被各大媒体翻了个底朝天。好像一定要从老郭的个人性格和行事风格上找到“天价索赔”的行动依据，然后便开始大谈郭老板有多么不地道，身上有着多么浓厚的“资本家本相”等等。而老郭也成了被许多人戏称为“最喜欢与媒体死磕的企业家”。相反，我们却很少能够查到案发后各大媒体对两位被告的身份与从业资质的检查，所见之处大多是两位被告的委屈和恐慌，以及给他们两人和各自家庭带来的心理阴影。这不能不说是第一财经占据了媒体喉舌的天然优势平台，从这个角度上讲，富士康是明显处于劣势的。我们不妨退一步来想，万一两位被告报道真的失实，那么又有谁来补偿本案给富士康公司带来的形象损失和富士康大多数员工带来的恐慌呢？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富士康之所以创造性地提出“天价索赔”，可能其中就含有了为自己鸣冤的成分。我们不妨将心比心，试想如果富士康仅仅向两位被告索赔3万元，那么首先法院可能会认为“毫无新意”而不予立案，然后也不会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和争议。那么即便有报道失实的地方，由于大家都反应平平，那时候富士康也只好认栽了。所以我认为，3000万可能是富士康郭老板“击鼓鸣冤”的策划创意而已，因为这样一方面可以更容易为自己争取一个澄清表白的机会，而另一方面也可以用如此天价来证明自己冤情不小。

　　一个是企业，一个是媒体；一个占据经济的制高点，一个占据舆论的制高点；一个要靠正面的社会形象而生存，一个要靠客观真实的报道而生存；一个愿意接受监督但不愿被夸大和歪曲，而另一个有监督责任但不能乱咬。这本身就是一个共生的关系，并不存在谁是强势，谁是弱势。相反，第一财经却只允许他说别人，而不允许别人说他，还在用自己的天然舆论优势来形成一种“高压气场”，再加上又带动了许多盲目跟风的媒体跟着“吠影吠声”，使我们始终没有看到一个具有正义形象的主流媒体敢做敢当的“磊落感”。

　　而现在，双方终于在“相互尊敬”中收场，我能想象到富士康郭老板心中肯定还有很多忿恨想要申辩，但迫于外界舆论如此高压的强大阵容，也只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了。那么这样的结局是不是就意味着第一财经胜出了呢？恐怕不是吧。那么究竟谁赢了呢？恐怕谁也没有。第一财经用真实的案例证明了自己“能打不能挨”，而富士康又用血的教训证明了自己的危机公关能力还保持在幼儿园里“受了欺负马上报告老师”的水平。双方的“相互尊敬”友好和解使世人永远再也无法看到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两位被告报道失实，还是富士康无理取闹，将永远是一个恒久的谜。我等善良的观众都被两家当事人“恶搞”了一把。

　　著名经济学家何祚庥先生曾一语惊人说：“中国的大量矿难问题根源不在腐败而只能说明中国人穷，否则没有任何正常人明知是高危环境还愿意去白白送命。”此言一出，立马受到了大量具有“泛滥正义感”的人士的激烈抨击。但如果我们暂时抛开那些所谓的“狭隘的正义感”，仔细想想，何先生的观点难道没有一点道理吗？第一财经的两位被告用自己的“正义感”有力地鞭笞了“剥削压榨工人”的富士康。但我想只要富士康没有用枪逼着工人必须如何如何，只要富士康拥有正常的员工自愿辞职制度，那么其他一切的结果都是劳资双方博弈的平衡结果。谁不想干完全可以离开，当大家都不愿给他干的时候，工资就自然涨上去了。近来广东、福建、浙江某些地方的“民工荒”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么多人，在富士康用自己自愿的劳动换回自己应得的报酬，总比大街上那些无所事事的“职业乞丐”更受人尊敬。相反，如果这么多人都无从就业，恐怕才更应该是社会、企业和媒体的责任吧。

　　结束语：我一直很喜欢看第一财经，但并不否认我对本案的一些质疑和冷静分析。如果从写经济时评的身份来看，我应该跟两位被告是同行，两位被告因为一篇文章而惹了3000万的官司，但愿我这篇客观冷静的分析不会引发这两位同行的3000万吧。

　　作者简介：

　　张会亭，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北京精锐纵横培训中心总经理，专业营销管理类培训讲师，央视经济频道入围主持人。著名财经评论作家，多家知名网站杂志专栏撰稿人。被誉为“国内最专注于终端市场的营销管理专家、国内最贴近企业的专业财经主持人”。国内首次提出“培训强化主持，主持刷新培训”的独特自我提升模式，拒绝全国一堂课的格式化培训方式，保证培训次次出新，保证现场感强。写作、培训与主持均以坚持原创、真情实感、决不干嚎、语句通俗、观点独到、风格犀利、语言幽默著称。更多信息请直接网络实名搜索汉字“张会亭”。电子邮箱：zhtmkt@126.com，在线沟通：zhtmkt@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