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顾雏军及格林柯尔系风雨飘摇之际，让我们不妨先追溯先烈德隆，从而逼近一代民营企业家们的悲情宿命。凭吊德隆，平视顾雏军，昭示后来者。

思考德隆，就是思考中国

        在中国财经界，不知道德隆的人几乎没有。德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德隆的做法亦正亦邪，德隆的信息亦真亦幻。有人喜欢德隆，至今为它喝彩；有人憎恨德隆，至今痛骂不休。

        但我们都需要认认真真地思考德隆。德隆及其灵魂人物唐万新的身上实在浓缩了太多的转型时期中国企业以及中国企业家的元素乃至宿命。思考德隆就是思考中国，思考唐万新就是思考我们自身。

        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少年，一个西部边疆的毛头小伙子，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从白手起家做到中国民营企业最大，最多一度控制资产达1200亿，这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一个神话。所谓“时势造英雄”，唐家兄弟之于德隆，刘家兄弟之于希望集团，以及中国众多民营企业家们，无不是中国市场化和全球化造就的时代英雄。德隆虽然失败了，但只要中国改革的进程不止，就必定还会有更多的“德隆”兴起，走向全国，走向国际，超越李嘉诚和王永庆！

他们难脱“草莽色彩”

        好日子已经来临，同时快速前行的列车也将不断地把江湖前辈淘汰在沙滩上。

        汤因比说：所有的文明的消亡都是自杀而非他杀。对倒下的企业家们来说，最主要的不是外因，而是他们身上的草莽色彩和先天不足将自己送上了绝路。

        经济学家们一直用“行为短期化”、“冒险最大化”等概念来分析一代中国企业家们。唐万新最喜欢的是在老家靠近哈萨克斯坦边境上狩猎：驾驶丰田牌越野车，大灯照着前方6～7米处，眼睛盯著远处的猎物，车越开越快，却看不清跟前的路，下面随时就是危险的堑沟。这真是对“行为短期化”和草莽色彩最经典的写照！

        德隆的架子已经很大，但一直到2000年国际咨询机构进入德隆起，居然“连一张准确的财务报表都收不上来”，是典型的“有想法而没有章法的企业”。中国成长规模最快的民营企业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奇怪吗？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样的民营企业在中国多了！民营企业家们就像当年军阀张宗昌一样，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有多少兵……

他们被专制文化所杀

        就企业家个人而言，唐万新无疑是一个色彩饱满、个性强烈、具有经商和金融天才，但又是一个有着太多局限的管理者和创业者。德隆在新疆崛起，是因为“唐万新使德隆抓住了一系列机会，凶猛无比，来去匆匆，毁灭无痕”。而德隆的失败同样是因为这个过于自信的“萧何”。德隆危机最早来自于金新信托的被挤兑。之前德隆系企业经营规范、运转良好，之后就开始扭曲和不正常了。而按照当时的实际状况，德隆系企业——屯河投资、重庆实业持有的金新信托股权不足29%，金新信托挤兑风波蔓延或倒闭，对德隆没有太大的影响。因此在董事会上，几乎所有的人均决定金新信托破产。唯独唐坚持己见，称破产对不起“江东父老”，因为通过金新信托委托理财受损的客户主要是新疆企业。

        是唐万新过于浪漫的商业理性使德隆走上败途吗？是唐万新的“豪侠仗义”害了唐万新自己吗？应该说有这方面的因素，但认识停留在这个地步是肤浅的。真正的问题在于，权力没有制约。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会导致决策者的极端性失误。

        当毛泽东的权力不再有制约时，他的浪漫主义才暴露出最大的危害；当唐万新的总裁权力变成了独裁权力时，他的浪漫主义才有足够的威力可以葬送德隆。

        管理学中有一个“总裁寿命周期”的假说，认为总裁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在环境变化后可能成为企业致命的毒药。从李自成到毛泽东，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领袖到今天的民营企业领袖身上，我们无不悲哀地看到“总裁寿命周期”在一幕幕地上演。

        如何避免“历史周期律”呢？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要靠一种严格的公司治理结构下的民主决策。但要做到这点殊为不易。这既取决于外部环境，也取决于民营企业家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草莽色彩”，摆脱几千年中国“专制文化”的根深蒂固的影响。

        德隆的倒下及唐万新的失败就在于太崇尚个人魅力，而忽视外部环境的变化、团队的智慧和执行力。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这样做是自然而然的。如果没有华盛顿、韦尔奇们作参照，中国的企业家们就可能永远也摆脱不了农民领袖的草莽色彩，永远也无法抵制“一人说了算”的诱惑！

        很显然，如果中国的企业家们没有一场彻底的“文化革命”，头脑中装备的还是中国传统式的“操作软件”，而不换上新的“操作软件”，那么，从史玉柱到唐万新以至后人，中国的企业家们都将难于摆脱毛泽东式的浪漫个人英雄主义，中国企业家们的厄运也就不会自唐万新结束。

        当看到一个个中国企业家们犯的都是同样的错误，都死于同样的问题时，我只能感到一种痛彻心肺的悲哀。在我看来，他们都是“自杀”者，同时又是被中国传统文化所杀害。

        粗放式的经营、家族式的管理、胆大妄为的作风、江湖好汉式的心态注定了唐万新这一代企业家们的宿命。这将是一代中国草莽企业家的共同宿命！

他们不懂“敬畏”环境

        早年，当褚时健、步鑫生等一代中国国有企业弄潮儿一个个成为囚犯的时候，人们得出结论：认为是国有企业体制有问题。但近几年来，当中国民营企业老板也一个个成为囚犯时，人们开始想到更深层次的问题。一个比较共识的结论是：我们的大体制有问题，尤其是民营企业生长环境恶劣，因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都很难走远，很难做好。

        德隆的梦想是基于一个中国梦想，即利用金融整合产业，充分发挥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自己则成为和GE一样的金融与实业帝国。然而，德隆与GE徒具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两者都兼有金融与实业），而区别却是主要的。且不说GE自身的强大、成熟所带来的整合消化能力让德隆难望其项背，美国成熟的各类要素市场——资本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等也必定令唐万新艳羡不已。更重要的是，德隆是一家民营企业，但居然胆大包天敢涉足到被认为民营企业禁忌的金融领域。也许唐万新的“隆中对”是对的，但错的是对于一家民营企业来说，这种思路太超前了。德隆要实现这种思路，在中国的“问题环境”中，只能以极高的利率、灰色的手段融入资金，这就逼着自己只能始终行走在危险的钢丝绳上。

        而德隆一旦失败，我们同样可想而知的是，政府不可能像拯救国企（包括国有银行和证券公司）那样去拯救德隆。此外，中国的文化历来就是“成者英雄败者贼”，因此中国媒体与民众也不可能像“硅谷文化”那样宽容、理性地去看待和对待“失败的英雄”。如此里应外合，德隆当然只有死路一条。

        此中可见证中国民营企业的艰难和命运多舛。在中国，已有许多民营企业经历了德隆式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已有许多的企业家甚至付出了身家性命的代价。对此，我们只能发出一声历史的感慨：唐万新这一代的企业家是幸运的，因为他们赶上了改变命运的好时候；唐万新这一代的企业家又是不幸的，因为他们的时代充满创业风险。

（本文作者系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