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下面两个人谁更幸福呢：一个是鲍勃（Bob），他是白种人，是个35岁的单身知识分子，喜好运动、英俊，住在阳光明媚的加利福尼亚，拿着10万美元的薪水，他在业余时间读书，或者去博物馆；另外一个是玛丽（Mary），65岁，她喜好交际，是个超重的普通黑人，要依靠透析。玛丽把她大部分的空余时间花在教堂活动中，与她的丈夫生活在纽约州多雪地带，全家收入为4万美元。

　　婚姻和牢固的社会关系更为重要

　　在我开始阅读一些所谓的“幸福研究”方面的新书之前，我可能已经打赌鲍勃更幸福。但是，根据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心理学家乔纳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的研究，我可能错了。海德特将鲍勃和玛丽的案例写进了他的著作《幸福假设》（The Happiness Hypothesis）。海德特表示，在他的有关幸福的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就是在环境和人口结构层面的优势——诸如鲍勃的健康、财富、年轻和阳光——并非我们想象得那么重要。婚姻和牢固的人际关系更为重要。因此，玛丽有可能比鲍勃更幸福。

　　如今，到处都在谈论有关幸福的研究或“幸福的新科学”。英国广播公司（BBC）播放了一部有关这一话题的系列片，由6个部分组成。保守党（The Conservative）领袖戴维？卡梅隆（David Cameron）希望将注意力“不仅集中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上，还要集中在总体福利（GWB，即general well-being）上”。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目前最受欢迎的课程以幸福为主题，即“正向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和威灵顿学院（Wellington College）寄宿学校也提供类似的教育。

　　幸福研究进入主流

　　一批新书最近引起的骚动，是一种幸福现象的“症状”。但这些作者也引发了争论，因为他们把先前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和遗传学家对幸福的晦涩理论研究，带入了主流。

　　那么，学者又能为“幸福”这一既熟悉又难以捉摸的主题带来什么有用贡献呢？从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开始，对于那些普遍认为满足感取决于一种合乎道德、并最终令人满意的“美好人生”的哲学家而言，幸福是他们的共通之处。而且我们理解——即使我们并不总是同意——历史上那些宗教大人物的说法，即幸福是对好好生活的人生的回报。但是，真的有这样一种客观的幸福状态，能接受科学地衡量和观察吗？根据当今研究幸福的人士，答案是肯定的。

　　心理学家们表示，只要在一段时间内询问人们的感觉如何，就能得到对他们满足感的准确评估。他们表示，通过使用电子扫描（幸福的人的大脑左前额部分更为活跃；不幸福的人则是在右边较为活跃）来衡量大脑的活动，那些报告的幸福水平可能得到进一步验证。于是，幸福学派的经济学家表示，这些发现将有助于我们通过更加关注卡梅隆所说的“总体福利”，来制定公共政策。

　　但是，研究幸福的行动，正使一些人非常不快。《独立报》（The Independent）的一篇批评文章表示，威灵顿学院的课程是“为平庸之才所开的处方”；《每日邮报》（Daily Mail）称之为“矫揉造作”；《泰晤时报》（The Times）称之为一个“理想的培养优秀动物的公式”。

　　“幸福是行善的非直接结果”

　　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ent）社会学教授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edi）表示，新的“幸福十字军”将满足哈克斯利（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的Controller.对富里迪而言，幸福的秘密是一个矛盾：你只能在寻求其它东西的时候获得它，也就是古希腊人所提倡的道德人生。“幸福，”他写道，“是为了追求公民道德和试图行善，而与其他人接触的非直接结果。”

　　那么，到底谁是对的？那些认为我们无法在古人有关幸福的理念上有太多改进的人？还是那些主张我们现在对什么使自己幸福，拥有更深奥的理解（就像当今外科医生对大脑的了解比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更多）的人？

　　在5本有关幸福的新书中，可以找到颇有说服力的根据，说明科学家比古代圣人更为正确，包括一本提出相反主张的书。

　　《幸福的秘密》

　　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文化史教授理查德？索奇（Richard Schoch）坚持认为，古人是最明智的。我期待着读索奇的那本《幸福的秘密》（The Secrets of Happiness）。《哲学家杂志》（The Philosophers’ Magazine）的编辑朱利安？巴吉尼（Julian Baggini）在那本书封面的介绍中这样写道，这本书“从背后狠狠踢了‘幸福新科学’一脚”，并且“极为好看”。

　　好不好看，取决于你能从索奇对斯多葛学派（Stoicism）的描述（“就像一个充满了电的电池，它一直准备着”）或对渴望的描述（“丝绸贴着皮肤。斯嘉丽？约翰森”（Scarlett Johannson））中找到多大的享受。

　　至于踢幸福思想者的那一脚，索奇挑出了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莱亚德的主张——衡量幸福的能力有重要的公共政策意义——影响了新功利主义者，他的著作《幸福：新科学的教训》（Happiness：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2005年出版）也成为了那些人的圣经。

　　“西方人不一定更幸福”

　　莱亚德最核心的洞见之一是，尽管西方人在收入、饮食和居住方面都更优越，但他们不一定更幸福。而且，一旦人均收入超过大约2万美元，更多的钱并不能保证更多的幸福。所以，政府还不如增加税收，并处理精神病等痛苦根源。精神病占目前疾病的四分之一，但在英国和美国分别只得到13%和7%的健康支出。

　　但索奇表示，莱亚德对幸福的定义（“感觉很好——享受生活，并希望这种感觉得以维持”）是“更薄弱、更空洞”版本的满足感，而“所谓的幸福‘新科学’，使有关美好生活的这种贫乏概念得以延续。”

　　他表示，真正的幸福需要多得多的努力。最好考虑一下赛内卡等斯多葛学派思想家、或印度智慧瑜伽（Jnana Yoga）传统所提供的超然和淡漠箴言。智慧瑜伽修炼者放弃了他们的家庭、房屋、财产和职业去追求智慧，并因此获得了真正的幸福。

　　看破红尘是幸福？

　　索奇承认，为了“超然”而抛下孩子、配偶、家庭和工作，对多数人是不现实的。“但这是我们的问题，”他表示，“而且这揭示出有关我们的东西——我们的弱点、我们的恐惧或只是从各方面向我们施加压力的环境——比有关幸福的更多。”

　　但索奇对幸福含义的最终定义，令人好奇地不能满足：“真正的幸福意味着把握我们自己、使我们潜在成为的那个人更为真实。”对很多读者而言，这还不如莱亚德对幸福的主张真实。

　　对于古希腊人的天性，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哲学教授尼古拉斯？怀特（Nicholas White）在《幸福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Happiness）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比较平衡的观点。怀特的书（令人不快地枯燥）最重要的价值是，他试图揭示解释有关幸福的思考，如何从古希腊先哲的观点转变至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19世纪的“最大数量的最大幸福”（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功利主义思想。不幸的是，他的历史很少提到近年关于幸福的思想。但他承认，当提到给别人幸福方面的建议时，哲学家或许不是最好的来源。

　　“哲学家的幸福建议比常人还不如”

　　“哲学家们有关如何幸福的具体建议，并不比平常人的建议好到哪儿去（事实上，有可能更糟糕），”怀特表示。“他们一般不知道足够的相关事实，而且，他们没有合适的性情。”

　　此外，古希腊人对幸福生活的“处方”，往往计划得很生硬。怀特表示，这是因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根本上讲是私人教育家，“他们做的买卖，是说服雅典绅士们把孩子交给他们接受职业训练”。这意味着他们看到了计划和教育的实际价值。而现实生活可能复杂得多。

　　更为全面且文笔更为优雅的、对幸福思维的演变的描述，来自佛罗里达州里大学（Florida State University）历史教授达林？麦克马洪（Darrin McMahon），在《追求幸福》（The Pursuit of Happiness）一书中。麦克马洪对一些新近的幸福思想家有所警惕：“或许可以认为心理学家们近年给出的‘启示’，没有他们或他们的宣传者原本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具有启迪作用。”

　　即便如此，他承认，许多新的研究“的确对追寻幸福的过程发出了经验主义光芒，大约2500年以来，人类一直以一种不太严谨的方式跟随这一过程的旋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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