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俄罗斯人用手机的笑话

　　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三位新派俄罗斯人正坐在一间桑拿室里。其中一位从毛巾里掏出一部小巧圆滑的手机，开始讲话。

　　接完电话后，他炫耀道：“这是手机科技的最新产品，诺基亚（Nokia）X7832.”

　　另一部电话响了起来。第二位新派俄罗斯人开始接电话，但却看不到手机在哪儿。

　　他后来解释道：“我把手机听筒植入了耳垂，把扬声器植入了牙齿。”

　　第三位新派俄罗斯人开始控制不住地摇晃起来，并发出呼呼的声音。

　　其它两人问道：“你怎么了？”

　　“我在收一份传真。”

　　亚洲手机用户的国别特征

　　声称我们的世界正越来越趋同，这种说法已成了陈词滥调。据说，全球化和现代科技，正迅速消除着我们国家间的界限和特征。然而，吸引我的却是相反的现象：对全球科技的使用如何如此迅速地呈现出国别特征，就像上文提到的笑话所间接反映出的那样。（我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莫斯科第一次听到这个笑话的，当时手机正成为浮华商人们的时尚佩饰。）

　　当我负责英国《金融时报》亚洲报道这一令人喜爱的工作时，曾多次利用在机场等候的时间，观察和我一样的乘客，试图猜出他们的国籍。我发现，判断国籍的一个最可靠的方法，就是观察他们使用手机的方法。

　　中国人会不顾旁人，直接对着电话大喊大叫。他们腰间通常别着两部（有时是三部）手机。相反，日本人则是彬彬有礼的典范，他们会小声地讲话，而且通常会把另一只手捂在话筒上，以免影响其他乘客。这让我联想到，有时侯日本人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还会戴上口罩，这是为了避免把感冒传染给他人。韩国人会把他们的三星（Samsung）手机用一根绳挂在脖子上。菲律宾人则更爱发短信，而不打电话。

　　欧洲手机用户的国别特征

　　过去一年来，我一直留心观察欧洲的手机用户，并得出了以下结论（纯属非学术性研究）。任何一位讲电话时习惯于用手指拨弄头发的男性，都可能是法国人。俄罗斯男性和中国人一样，喜欢对着电话高声喊叫，仿佛是想吓跑一只熊，即便是当他们和妻子或情人交谈时也是一样——或许可能更甚。意大利人通电话时手势翻飞，一下就能辨认出来。我曾在米兰机场见过一位排队的意大利乘客，我当时确信他是一名乐队指挥，正在练习斯卡拉歌剧院（La Scala）威尔第（Verdi）歌剧的某段狂野乐章，后来我才意识到：他不过在是讲免提电话。英国人通电话有两种类型：要么自负地用高分贝声音扯着嗓子嚷嚷，要么自觉地避开人群，找个不受干扰的地方。

　　学术界已经在研究这一课题——这或许不会让你感到惊讶。让人满足的是，他们的一些分析研究结果，似乎与我不经意的观察结论相符。

　　安帕罗？拉森（Amparo Lasen）博士比较了伦敦、马德里、巴黎三地人群在公共场合使用手机的情况，结果发现在不同国家的文化中，手机赋予了“静止时间和过渡空间新的含义”。安帕罗？拉森是马德里卡姆鲁滕斯大学（Complutense University）社会学讲师。

　　因此，比如 “生活”在街上的马德里人，通常在公共场合讲话就像在家里一样自由，而且无论身在何处，几乎总是会接听电话。巴黎人将公共场合视为表演舞台，而手机只不过扮演了另一种道具。拉森注意到，独自坐在巴黎咖啡馆里的法国女性几乎总是在讲电话，或卖弄式地把手机放在身边的桌子上。而伦敦人往往将街道视为临时的功能性场所。他们不会长时间闲逛，边走边讲电话。他们明显地更乐于屏蔽来电，或使用语音邮件。

　　全球化将战胜国别特征？

　　不过，在2002年和2004年进行的两次比较性实地研究之后，拉森的结论是：这三个城市的手机使用习惯变得越来越相似了。或许全球化终将战胜国别特征吧。她的确注意到，人们对于在公共场合使用手机的容忍度明显提高。“对新奇事物，人们有一种抵触反应，人们对它不信任。但当他们自己也开始用手机的时候，他们变得更能容忍，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她表示，“在美国，手机出现得比欧洲晚一些，那里仍存在更多的抵触。美国人认为手机不适合在学校和其它公共场所使用——还曾试图禁止在这些场合使用手机。”

　　我本人的业余人类学研究，现已扩展到了黑莓（Blackberry）的使用情况。不过，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更令人灰心的调查课题：至少就目前而言，它们仍然还只是全球化阶层的电子玩具，对它的使用还无法按照国别分类。毕竟，能够当众阅读电子邮件的方式也就这么多，其中很多都是无礼的。这些宇宙间的主宰——不管他们是美国人、德国人还是英国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开会时“砰”的一声把黑莓扔到桌上，在别人发言的时候，浏览自己的电子邮件。这是一种严重的失礼：相当于在聚会上无视别人。这么干的人应受到以下惩罚：应该给他们装上俄罗斯式的体内传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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